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培养三支队伍”的重要论述。“三支队伍”的培养工作，显然各有侧重，且有具体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笔者看来，要建设好宗教学研究队伍，根本举措即在于“善于创新”，因为其他诸项具体要求，如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等，对当今中国宗教学者皆是不言而喻的客观要求，所以唯有倾力“学术研究上的善于创新”，方能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本文将这种意义上的“善于创新”凝练为“宗教研究中国化”，下面略陈三方面的主要理由。

第一，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中国化。如前所述，“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建设好宗教学研究队伍的原则性要求。就此原则性要求而言，我们之所以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中国化，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已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同样的道理，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宗教研究，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及其应用的中国化。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深刻地阐释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以上一系列重要论述可从科学方法论上启迪我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一部分，无疑也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宗教研究，就是要“落实到怎么用”，力戒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学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同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解决我国宗教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新见解新对策。惟其如此，才能使宗教学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使之服务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要锐意于中国宗教研究基础理论中国化。如同其他哲学人文学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宗教研究，要善于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样才能从根基上构筑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就国内外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现状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且迫切。

近40多年，随着中国宗教研究的不断拓展，中西方宗教文化比较研究的日渐深化，世界宗教与人类文明对话的逐步展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术同行意识到，国际宗教学界长期流行的或较有影响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欧美学者在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下提出来的，此类概念、理论和方法显然不足以甚至不适于解释中国宗教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因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使之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已成为摆在我国宗教学界同仁面前的艰巨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里所讲的“两个结合、观察时代、继续发展”等要点，也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系统研读经典著作，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直到《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精神即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从现实的历史、社会、国家出发来具体地认识宗教现象及其问题，因为宗教意识形态总是与特定的国家、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并由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一系列经典论断可在方法论意义上凝练为一个根本的指导原则：要立足当今中国国情，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现实、社会和国家出发，从基础理论上探索宗教研究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新时代的宗教工作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第三，要以创新性研究成果，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接着前两点来讲，若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及其应用中国化，在中国宗教研究基础理论上锐意进取，贯彻落实“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使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特性、本质与规律，从而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的理论及其实践。下面结合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几个显著特征，略加学理论证。

譬如，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具有显著的兼容并包性，这一特征主要是就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整体结构而言的。从中西方文明史比较视角来看，如果说西方文明自古至今主要是以一神论的基督教为其宗教文化传统的，这种一神论传统因坚守“信仰对象的唯一性、绝对性”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倾向，这便致使欧美学者主要依据西方宗教史料，且主要根据西方一神论传统及其宗教观而提出的诸种宗教概念范畴，大多凸显西方宗教文化“以神为本”或“神本主义”的根本特性，刻意强调“神圣与世俗、教会与国家、天国与尘世”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那么，与之显然不同的是，自西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便深含“以人为本”或“人文主义”的根本精神，且历来倡导“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生存发展价值理念，这就不仅使“儒、道、释”得以三教合流，也不但使“儒、道、释”能够浸润本土的大量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宗教，而且使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来一神论传统宗教，也有可能植根中华文明大地，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融入中国宗教文化氛围，实现其各自的本土化、本地化、本色化、处境化、时代化、民族化暨中国化。

再如，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具有显著的社会适应性，这一特征主要是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论的。中外研究者大多承认，中国历史上不但从未出现“神权高于王权”的现象，而且从未形成“宗教与政权”势均力敌或平起平坐的局面。换言之，纵观中华文明史，任何一种本土宗教或外来宗教，皆未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地位或起主导作用。而在欧洲长达千余年的中世纪，则是基督教一教独大，唯我独尊，“神权凌驾王权”。因此，近现代西方学者采用“教会与国家”这一二元性的对峙范畴，解释欧洲社会“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历史嬗变过程，即历经残酷的“三十年宗教战争”，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欧洲诸国才迟迟确立的所谓“政教分离原则”。上述社会政治层面的比较分析表明，自古以来，“政主教从”“政主教辅”或“神道设教”可谓“政教关系的中国基本国情”，这便使中国宗教文化传统较之西方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所显然具有的社会适应性，如下古往今来的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教界说法或政府主张，尚待我们从学理上加以深刻阐释：东晋高僧道安曰“不依国主，则佛法难立”；明清穆斯林名家王岱舆讲“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近现代史上中国五大宗教所涵养的家国情怀或爱国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所一向主张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大限度发挥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消极作用，等等。

又如，中国宗教文化传统具有显著的文化融入性，这一特征主要是就教义思想层面而言的。中国本土宗教文化传统及其人文宗教观，显然并非像西方一神论的宗教概念暨宗教观所强调的那样，“神圣与世俗”泾渭分明且势不两立，而是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所拥有的巨大“文化凝聚力”的强烈感染下，尤其是在“以人为本或人文主义”这一根本精神的有力引导下，致使诸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均有显著的“文化融入性”，这不仅明显地体现为“儒、道、释”三教合一，被比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使其“宗教因素”与“哲学成分”融为一体、难解难分；也不但明显地反映在诸多本土的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与“民族文化”或“文化习俗”一体两面、互为表里；更值得探讨的是，最初外来的伊斯兰教现已融入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生活习俗，天主教、基督教也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而融入中国文化氛围，使其教义思想能够得以本土化、本地化、本色化、处境化、时代化、民族化暨中国化。党的二十大是一次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宗教工作总方针高度概括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二十七言，不仅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重要讲话里的相关表述一以贯之，而且更为凝练、更加明确。如本文开篇所述，为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培养三支队伍”的重要部署。对我国宗教学界同仁来说，笔者以为，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在学术研究上的善于创新，深入推进“宗教研究中国化”，可谓敦本务实，将党的二十大精神真正落到专业实处。

【作者为浙大城市学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宗教中国化的基础理论建构”（18DA231）阶段性成果。】